图:撒马尔罕的地理位置与水系,以及它和中国城市的位置关系。数据采用 Natural Earth 公共领域资料;河道经过概化,图中未绘国界,也不表示一条确定的古代商路。打开高清地图,可放大阅读。

在撒马尔罕,最容易吸引目光的是蓝色穹顶,最值得先理解的却是一条河。

穹顶讲述王朝的雄心,河流解释城市何以存在。如果只看雷吉斯坦广场的宏伟建筑,撒马尔罕容易成为一张精美的明信片;把目光移向它依靠的水系、往来的商人和留下文字的人,才会发现,这座城市的历史远比它的立面复杂。

它与中国的关系,也不只是一条地图上向西延伸的线。敦煌的信札、唐人的地理记述、明代使节对街巷与货币的观察,把两个看似遥远的世界,放进了同一段可以查证的历史。

一、在商路之前,先有水与土地

撒马尔罕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尚河谷。理解它,应当先从绿洲入手,而不是先从驼队入手。河流与灌溉使耕作、聚居和手工业成为可能,远行的商旅才有了补给与交换的地方。阿弗拉西阿卜古城的考古发现,包括水渠、蓄水设施和后来的输水系统,提醒人们:城市的繁荣,有一个常被壮丽建筑遮住的水利基础。[1]

撒马尔罕所在的河中地区,处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广阔的历史空间。它并非孤悬荒漠的一座奇城,而是与布哈拉等绿洲城市相互联系,又把交流向更远处延伸的节点。

所谓丝绸之路,也不宜想成一条从长安笔直通往地中海的古代公路。对大多数商人而言,生意可能只跨越若干城市,由不同的人分段接力。粮食、牲畜、工艺、语言和信用关系,与丝绸一样重要。撒马尔罕的价值,就在于它能把远距离的联系,落到一处可以停留、生产、交易和生活的地方。

由此再看“交通要地”,含义就具体了许多。地图上的交叉点不会自动长成城市;让水进入田地,让货物找到买主,让陌生人能够相处,才使地理位置成为真正的优势。

二、同一个名字之下,是几座不同时代的城市

撒马尔罕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第一千纪。今天城北的阿弗拉西阿卜遗址,保存了古代城市的重要层次。公元前4世纪,亚历山大的军队来到粟特地区,古典文献中出现的马拉坎达,通常被认定为古代撒马尔罕。712年,阿拉伯军队征服此城;1220年,成吉思汗的军队攻占并摧毁古城,阿弗拉西阿卜此后未能恢复原有的城市生活。[1]

这些变化不是可以轻轻带过的背景。不同政权的进入,意味着权力、信仰与城市空间的重组。今天看见的撒马尔罕,并不是一座毫无中断、完整保存了两千多年的古城,而是在破坏、迁移与重建中形成的城市。

1370年,贴木尔以撒马尔罕为都。他把不同征服地区的工匠集中到这里,使都城建设进入一个极具规模的阶段。宏伟建筑与精细装饰的背后,既有技艺的汇聚,也有帝国战争带来的人口迁移。欣赏它的美,不必回避这种美得以形成的代价。[2]

即便是最有代表性的雷吉斯坦广场,也不是一次建成的完整作品。兀鲁伯经学院属于15世纪,广场上的舍尔多尔经学院则建于1619至1636年。看似统一的建筑景观,实际跨越了不同世代。[3]

此后,俄罗斯帝国时期及20世纪的建设,又在旧城之外展开新的城市区域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撒马尔罕的理解,正包括古城遗址、历史城区和近现代扩展区等不同层次。它的复杂性,来自这些层次同时存在,而非所有建筑都属于同一个黄金时代。[4]

三、中国史书中的康国,与远行的粟特人

从中国一侧进入这段历史,首先需要分清不同年代的名称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张骞到过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等地。这些记述说明,汉代使者已在拓展对中亚的认识;但不能仅凭其中的“康居”二字,就断言张骞进入了今天的撒马尔罕城。把古代政治范围、后来的城邦名称与现代城市直接重合,会把复杂历史压缩得过于整齐。[5]

到唐代,联系已经清楚得多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把“飒秣建国”注明为“唐言康国”,并写道:

异方宝货,多聚此国。

这句简短的观察,既写出了贸易,也写出了城市的吸引力。玄奘还注意到当地的耕作、花果、良马与工巧之技。唐人笔下的康国,不只是途中经过的地名,而是一个有生产、有技艺,也有区域影响力的社会。[6]

以撒马尔罕等城市为中心的粟特人,属于中亚伊朗语文化世界。他们建立的移民与商贸网络延伸至中国,成为理解古代中外交流不可绕过的一群人。[7] 中国史籍中与粟特城邦相联系的康、安、曹、石等姓氏,是这段迁徙史留下的线索;但姓氏本身,当然不能成为判定今天某个人族源的依据。[8]

粟特人的重要性,不宜只用“善于经商”概括。能够长期往来于不同社会之间,需要语言、关系与对当地秩序的理解。他们带动的交流,也不止是把一地商品运到另一地。人的迁居、信仰实践和生活方式,同样改变着途经的城市。

七世纪的阿弗拉西阿卜壁画,提供了另一种证据。著名的使节图像中,有被研究者辨认为来自中国、携带丝绸的使者。壁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照片,其构图也包含政治表达与象征;但它至少说明,在当地精英想象的世界中,中国已经占有清晰的位置。[9]

四、敦煌的一封信,把遥远变成了具体

如果说壁画呈现的是权力所理解的世界,粟特古信札保存的,则是远行者实际承受的世界。

1907年,斯坦因在敦煌以西的烽燧遗址发现一批粟特文书。其中第二号信现藏大英图书馆,国际敦煌项目将其年代定为公元313至314年,收信人就在撒马尔罕。[10]

这封信涉及中国境内的战乱、城市遭受的破坏,以及商人所处的困境。其他信札中,还留下了一位被遗弃在敦煌的女子的处境。长距离交流在这里失去了后来叙事中的轻盈:消息会延误,生意会中断,家庭会失散,远方的变局会让一个人无法回家。[11]

这些文字的分量,在于它们没有替后人编排一幅繁华图景。一个写信的人,希望消息能够送达;一个经营生意的人,需要知道货物、伙伴与资金是否还在。跨越遥远距离的联系,就寄托在这些具体安排之中。

撒马尔罕与中国,因而不只是两种文明的抽象相遇。它们的联系曾经进入个人的生活,也曾经被战争切断。读这些信,丝绸之路才从一条没有摩擦的风景线,重新成为有人承担成本、等待消息并作出决定的真实道路。

五、纸张与星辰:一座商贸城市的知识世界

中国与撒马尔罕的联系,还有一个比丝绸更安静的载体:纸。

关于751年怛罗斯之战,常见一种说法:被俘的中国工匠把造纸术带到撒马尔罕,纸由此进入伊斯兰世界。这是一个传播很广的故事,却不宜把它当作毫无争议的单一起点。早于这场战役,纸已在中亚使用;纸的使用、纸张的输入和当地制造技术的形成,也是三个需要区分的问题。[12]

较为稳妥的理解是,中国发展起来的造纸技术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,被不同地区吸收、调整并扩大使用,撒马尔罕成为其中的重要生产中心。纸张改变的不只是书写材料,也改变了知识能够如何复制、保存和流通。[13]

到15世纪,兀鲁伯在撒马尔罕建立学校与天文台。今天遗址保存的巨大子午观测弧段,使人仍能理解当年的测量规模:研究者把仪器嵌入地面,以提高稳定性和观测精度。[14]

这与壮丽建筑构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并置。一座城市既可以展示统治者的权威,也可以容纳需要耐心、计算与反复校验的工作。撒马尔罕的历史声望,由此不仅属于征服与商业,也属于那些试图把世界看得更准确的人。

六、纪念碑之外,城市仍然需要生活

撒马尔罕的人文,不应只剩下王公、使者与学者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城市遗产资料,特别记录了当地传统院落住宅与马哈拉街区:住宅围绕庭院组织,房间随着昼夜与家庭活动转换用途;街区中心联系着公共空间、社区活动与宗教生活。许多住宅本身未必十分古老,却延续着更早的空间传统。[4]

这使“历史延续”有了不同于纪念碑的含义。它不一定表现为一块石头始终没有移动,也可以表现为家庭如何使用院子、邻里如何形成联系、旧有生活方式如何进入新的建筑。

城市保护因此不只是让立面保持漂亮。游客需要清楚的景观与便利的路线,居民则需要能够继续生活的街区。两种需要并非总能自然吻合。评价一座历史城市,如果只计算修复了多少建筑、拍出了多少照片,就容易忽略它是否仍然容纳原有的日常。

对于来访者,最值得保留的耐心,或许就是不要急于把每一处地方都读成景点。纪念碑解释一个时代如何表现自己;街巷与庭院,则让人理解城市如何一代代活下来。

七、从中国重新看见撒马尔罕

中国人对这座城市的认识,并未停留在汉唐。

明代陈诚等人的《西域番国志》,设有“撒马儿罕”一节。他们注意到城中街巷、稠密店铺、外来商客、货物来源与银钱交易,也记录树木、作物及手工业。这样的文字,与玄奘相隔数百年,却仍把目光落在城市如何运转上。[15]

当然,使节记录并不是没有立场的透明窗口。古代作者会用自己熟悉的尺度理解异地社会。今天阅读它们,既应珍惜具体观察,也应把观察者的身份、语言和时代限制一并放进来。

2022年9月,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在撒马尔罕举行。这座城市再次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交往场所。[16] 但现代交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,自有不同于古代商路的条件,不能仅用“丝绸之路重现”替代具体分析。

对中国读者而言,撒马尔罕最有价值的启发,或许是帮助我们改变观看世界的位置。它有自己的河流、语言传统与历史重心,也曾经从自己的方向理解中国。那些携带丝绸的使者、等待回信的商人和观察街市的旅行者,留下的不是一条单向传播的故事,而是彼此辨认、学习,有时误解,也有时发生冲突的历史。

蓝色穹顶值得凝望。只是凝望之后,还应当走近水渠、街巷和留下来的文字。在这些地方,撒马尔罕不再只是遥远的古城;它让人看见,一座地方性的城市,如何参与了世界的形成。

注释

  1. E. V. Rtveladze、G. A. Pugachenkova,〈阿弗拉西阿卜:考古遗址〉,关于古城水系、亚历山大时期、712年与1220年的历史及考古证据。见 Encyclopaedia Iranica:Afrāsīāb, the Archaeological Site。另见 UNESCO:Samarkand – Crossroad of Cultures。 ↩

  2. Suzan Yalman,基于 Linda Komaroff 的研究,〈贴木尔时代的艺术〉。见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:The Art of the Timurid Period。 ↩

  3.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门户:Sherdor Madrasah。兀鲁伯的学校与天文台年代另参见注14。 ↩

  4. UNESCO Urban Heritage Atlas:Samarkand,包括城市不同历史区域、传统院落住宅与马哈拉中心的说明。本文有关旅游与居民生活之间关系的讨论,为作者据此提出的观察。 ↩

  5. 司马迁,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三〈大宛列传〉。见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所录原文。古代康居与隋唐康国的名称及政治地理不宜直接等同。 ↩

  6. 玄奘述、辩机撰,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,“飒秣建国”条。见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所录原文。 ↩

  7. 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:The Sogdians: Influencers on the Silk Roads。 ↩

  8. Pavel Lurje,〈粟特的历史地理〉。见 Encyclopaedia Iranica:Sogdiana, Historical Geography,其中讨论康国及中国境内粟特人的相关姓氏。 ↩

  9. Matteo Compareti,〈阿弗拉西阿卜壁画〉。见 Encyclopaedia Iranica:Afrāsiāb, Wall Paintings。使节身份、建筑性质及画面含义涉及学术解释,本文不将壁画作为外交事件的逐项实录。 ↩

  10. 国际敦煌项目、大英图书馆:粟特古信札第二号,Or.8212/95,藏品记录标注年代为313至314年,收信地点为撒马尔罕。 ↩

  11. Nicholas Sims-Williams 译,Daniel C. Waugh 导言,粟特古信札第一、二、三、五号。见 华盛顿大学 Silk Road Seattle: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。 ↩

  12. Valerie Hansen,〈Paper〉,史密森尼2002年丝绸之路民俗节资料。见 Smithsonian:Paper。另可参阅该文所引 Jonathan M. Bloom,Paper Before Print,Yale University Press,2001。 ↩

  13. UNESCO《中亚文明史》第四卷下册“艺术与工艺”章,关于撒马尔罕造纸业及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。另见 佐治亚理工学院造纸博物馆:Early Papermaking。 ↩

  14. UNESCO–IAU 天文遗产门户:Ulugh Beg’s Observatory。 ↩

  15. 陈诚、李暹,《西域番国志》,“撒马儿罕”条。见 识典古籍所收文本。本文按具体条目核对,不将其中“哈烈”等其他城市的描述移用于撒马尔罕。 ↩

  16.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: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。 ↩